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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5月24日，邓小平会见葡萄牙总统拉马略·埃亚内斯 
1985年5月24日，葡萄牙总统拉马略·埃亚内斯访华，邓小平对他表示：“中葡之间没有吵架的问题，只存在一个澳门问题。这个问题在两国建交时已经达成谅解，只要双方友好协商，是不难解决的。”这时，关于收回澳门的时间实际也有三种考虑：一是早于香港，二是同时收回，三是晚于香港，错开一点。邓小平倾向于第三种考虑，但是主张必须在20世纪内解决。这是在中葡谈判开始前就已经确定了的。中葡两国政府就澳门问题的谈判自1986年6月30日开始，用时8个半月，共4轮。双方存在两个比较大的分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澳门回归的时间。中方在谈判启动时即提出：比香港回归晚一年，1998年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这样表示澳门与香港不同，也有利于平稳过渡。但葡方却要求在葡占领澳门450周年，即2003年归还澳门。为什么葡方非要推迟交接时间呢？首先，葡萄牙仍想把澳门当作在东南亚拓展贸易和文化的桥头堡，不愿放弃在澳门的诸多利益。其次，则与葡萄牙国内的党争有关。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欧各国的绝大多数政党都对党纲进行了重大修改，以争取最大多数选票为目的。而葡萄牙各政党左右翼之间的分野却依然比较鲜明，四大传统政党地位稳固，代表左翼的社会党和代表右翼的社会民主党两强相争的局面一直持续。1985年，社会民主党刚刚上台执政，变成在野党的社会党希望扳回一城，与中国进行的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也成为两党大做宣传文章、争夺选票的竞技场。社会党的领导人甚至公开表示，要到葡占领澳门460周年，即2013年才把澳门归还中国。澳门回归时间的问题经旷日持久的谈判，无法达成协议。1986年11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周南访问葡萄牙深入磋商，但双方仍未能取得共识。邓小平看清了这一情况的本质，他特别坚决地要求：“澳门必须在本世纪内收回，不能容许葡萄牙把它在澳门这条殖民主义尾巴拖到下一个世纪。”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周南在回国登机前向记者表示：“在20世纪末之前，完成港澳回归祖国的大业是中国人民的意愿，也是中国政府的决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于12月31日再次表态：“任何关于2000年以后交还澳门的主张都是不能接受的。”同时中国政府决定将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的时间调整为1999年12月20日。面对中方不可动摇的坚定立场，葡方不得不作出反应，软化了原有立场，强调加强葡萄牙与中国友好合作关系有“极大重要性”，并向我方作出友好表示。1987年，葡连续2次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由总统亲自主持，讨论长达数小时，最终接受了中国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的方案。
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 
无论在内政还是外交领域，对时机的精确把握都非常重要。所谓“相时而动”“及锋而试”，邓小平对解决澳门问题节奏的把握，张弛之间蕴含高超的外交智慧和领导艺术，既营造最有利的前进态势，又抑制可能出现的消极因素，促使这一历史上长期遗留的问题最终得到圆满解决。1987年《中葡联合声明》签订后，日本《每日新闻》称赞：“具有长期殖民地历史的澳门归还给中国，在亚洲解放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应该赢得历史性的评价。”“一国两制”的天才构想，为解决台湾、香港和澳门问题提供了最佳方案。全程参与这项工作的周南则谈道：“邓小平不但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光辉思想，而且亲自领导了按照‘一国两制’思想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的全过程。”“他都是在关键的时刻，对于一些重大的关键性的问题，作出了关键性的指示。”来源：统战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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