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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章老人家在保山市隆阳区王官屯村，经过了两个多小时的路途奔波后，一下车我们就看到青树下端坐一位老人……他就像一位父亲在等待久别的孩子归来，让人倍感亲切。
谈起往事，曹老拉开了话匣子。16岁以前，他对自己姓甚名谁一无所知，长大后从一位知情的长者口中得知他于1931年出生在江苏如皋，父母是红军，因要去执行任务不得不将他送到一个天主教堂里寄养，后来被安徽省萧县一户曹姓人家领养，于是大家都叫他小曹。
最初的日子是快乐的，但随着养父母自己的两个孩子相继出世，他就渐渐只能在养父母的漠视下生活，一年只能穿一双鞋，稍有差错就被打得遍体鳞伤。15岁的他，吃得多也被打、干活也被打、睡着了也被打……懵懂时期的他就饱尝了人世的辛酸。后来，他抱着死也要死在外面的决心离开了那个毫无温暖可言的家，一个人到处流浪乞讨为生。
曹老的解放战争故事

1948年淮海战役时，我15岁，有一天要饭到一户人家，突然3把刺刀对着我，原来是不小心跑进国民党的驻地被当成八路军盘问。
第三天晚上遇到了解放军的部队，双方发生激烈交火，国民党的部队开始混乱。由于长期粮食供给不足，国民党的部队到处翻老百姓家找吃的，那5天里我只得吃了一块馍和一碗稀饭。第五天的晚上，我带着国民党的一个营长、一个排长和十几个人牵了一匹马一起跑向八路军的驻地方投靠了八路军（解放军），并向八路军报告，4833（国民党部队的代号）要起义投诚……
我们穿过前线到了后方村寨住下，当晚，国民党投诚人员不敢和八路军接触，我主动和前来的八路军同志联系。
第二天我就被县长叫去当兵，编到连队当了通讯员，一个月后部队发津贴时没人知道我的名字，连队文书问我名字时我随口说我叫曹文章，从此曹文章正式成为我的名字。编入解放大队能在八路军营地里工作，我非常高兴，当领到5毛钱的月补贴费时，我的眼眶湿润了，我这个漂泊多年的游子第一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1948年10月入伍后，我在苏豫皖三分区36团政治处任战士，后改编为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第18军第54师162团政治处、参谋处任战士（通讯员）、班长（16岁）、团参谋长警卫兵副排长（19岁）、排长。曾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并荣获二等功、“湘南战役”、解放大西南战役并荣获三等功。
作为团里的通信员，我每天都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行走，在各个战场不停地来回传递信息和指令，哪里有枪声哪里就有我的身影。
1949年，我们行军打仗共步行了15000多里路。川西大暴动叛匪近30万人，在这次战斗中，我和卫生班长在一个山洞里抓了6个叛匪，加上警卫连交给他的20个叛匪，我一个人将所有叛敌押到团部。    
在湖南湘南战役侦察的时候，我跟着侦察参谋侦察一处山地时不知道敌人的数量，就站在一个三层楼高的小山头等着，不承想头顶就是驻扎着白崇禧部队的一个侦察班，等我发现敌人时，发现敌人也正在看着我。敌我双方互相对视，我方不开枪敌人也不敢开枪，对峙了大约20多分钟后敌人抵不住压力悄悄撤离了，这是因为，虽然我方人少，但当时从全国各地传来的各种胜利消息在气势上压倒了敌人。每当回忆起这个片段我都有点害怕，是解放军的英勇气势让敌人不敢轻举妄动，给我们增加了底气。
我们在追击、围歼白崇禧部队时，连着两个月都在下大雨，当追到敌人时战友们曾幽默地说：“这不是一场肉搏战，而是一场滚泥战。”过黄泥坎1天1夜，战士们从头到脚连脸上都是红泥，变成了红泥人，大家欢乐地说道：“我们是红军了。”在湖南，我们歼灭了白崇禧的7个师。
还有一次，部队进军四川，我和政委泽寿庭突然遭敌人袭击，政委掏出手枪还击，我看形势危急，就主动趴在政委前面，敌人的子弹向我飞来，后面赶来的同志听见枪声从敌人后方包抄，我和政委才得以安全撤离。
第二天，我们部队刘长明股长遭敌人埋伏袭击，子弹从他的脸颊穿过，他痛得龇牙咧嘴还掩护着我，让我赶快回部队送信。我刚送完信就又跑过去与刘股长汇合，途中一个敌人对我开了一枪，可那时我刚从部队带回一支步枪还没来得及拉枪栓，急中生智，我火速随手抓起泥巴坨向敌人掷去，敌人防不胜防，惊吓于我精准的投射中，先是目瞪口呆，秒变恼羞成怒，边跑边用脏话骂我。后来部队聚会，老首长们还善意地调侃我说，小曹一个泥巴坨就把敌人骂娘的话都打出来了！
与刘股长汇合后，我们趴在地上开始寻找伏击的敌人，我看见草丛中隐约有敌人就开了一枪，敌人发现形势不妙就撤退，我又连续开了两枪，后来在部队搜寻时发现，我三枪打死两个、打伤一个敌人。敌人因为情况不明且有死伤就迅速溃逃了，这才顺利保住了刘股长和同行的指导员。
明日中篇，未完待续…

文字：市委党史研究室  李天义
图片：市委党史研究室  市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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