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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斌，一个普通的农民工，有着改变贫困生活的美好愿景，17岁开始在城市工作。艰苦的生活让他经历了农民工的痛苦和挣扎，被欺负。
在几次没有结果的工资要求之后，他向工头举起刀子，连续杀死了四人，并严重打伤了一人。
6月29日，宁夏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王斌死刑。
8月19日和26日，记者两次前往石嘴山市第一个拘留中心，与王斌余交谈了10多个小时。在赢得信任的基础上，王斌余向记者透露了自己的内心世界。
期待着摆脱贫困
二十八号下午，在宁夏石嘴山市第一个看守所，记者会见了王斌60多岁的父亲王力定。
老人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肩上扛着一个沾满灰尘的红色布袋，里面装着秋天的衣服和几个给儿子的青苹果。这位老人走了几千公里去看望他的儿子。他告诉记者，儿子长大后要在家里做饭、洗衣服，在外面工作并不容易。如果村里的人不出去工作，他们就活不下去了！我儿子自欺欺人。我不会读书，但我知道，应该按照国家法律处理这件事。

我出生在甘肃省的一个小山村。我一年到头都在干旱的家庭里收成不好。我母亲在我6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家里的生活很艰难。家里的三口人都挤在一个大房子上。这些年来，我带着钱去工作，只是在土房子里盖了几栋砖房，但因为钱不够，新房子的门窗还没有安装好。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因为我的家庭很穷，我去学校做农活。我不得不在家做饭照顾我的弟弟。当我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在家里辍学了。
我一直想让我哥哥去上学，但我爸爸说他读书和生活都不好，更别提他家里没有钱了。我弟弟二年级就辍学了。
在家里，我感觉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猫，总想逃出来看看。出来工作是为了赚钱，改变命运，为自己呼吸。
挣扎着从血汗中挤出来
宁夏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农民工问题专家李禄胜说：农民工是弱势群体，他们的合法权益经常受到侵犯。原因是80%的农民工自发工作，没有技能，没有文化，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缺乏竞争力。同时，他们缺乏生活常识、法律常识、城市劳动知识，也没有任何法律援助。
据村里的熟人说，我17岁开始在甘肃省天水市工作。随后的几年里，他去了兰州、宁夏中卫、银川、石嘴山、中宁等甘肃省的地方，从事建筑业，还骑三轮车。
刚开始在天水市做建筑工作，一天工资11.5元，扣除4元食品费，最后得到7.5元。然后我14岁的弟弟来这里工作，他每天得到5元。我们吃土豆、卷心菜面，什么食物便宜买，住在木板上，几十个人挤一个房间。
有一次，我撞到了2米高的钢棒，掉进了一口7米深的井里。里面全是泥，差点淹死。然后所有人都把我拉上来，我终于逃了出来，但我病得很重。老板没有给我开医生。他只给了我几片感冒药。
从2003年8月开始，我一直和承包商陈某一起工作，他干着所有肮脏、疲惫和危险的工作。在石嘴山的一家发电厂当保温工人的时候，每天27元。用于保温的玻璃纤维让人们感到浑身通红，满脸通红。我们无法忍受。老板斥责我懒惰。
吴华是工地的负责人，他经常平白无故地拿我们出气。他让我偷工地上的东西，我不干，他就打我，骂我。我们平常从早上7点干到晚上7点，有时候到晚上八九点才下班，只要天亮着就干活。
我们工资一般都是年底结算，平时我们用钱只能找他借。可即使结算清了工钱，仍要扣300元的滞保金。今年老板给我们说晚上加班就给多加8块1毛钱，但最后发工资的时候他们能赖掉就赖掉了。
去年我们签了劳动合同，合同上写了交医疗保险。结果有病根本拿不到，我胃病花了1000多元还是自己掏的。出了工伤他们根本不负责任，工地上一个小伙子腿被砸了还干活呢，后来干不下去只好回家了。
反抗拿起了刀
石嘴山市第一看守所第二管教中队中队长王佐宏：当时听到王斌余的案件时，以为他是一个凶神恶煞的人，后来通过跟踪观察，发现他很淳朴、善良。由于从小生活的环境没有多少温暖，在社会上遭到种种白眼、欺侮，多次讨要不到工钱，产生了报复心理。
今年5月份，父亲因为去年修房子腿被砸断一直没治好，家里急需用钱，再加上我身体一直不好，实在不想继续干下去了，就想要回今年挣的5000多元钱。可老板却只给50元。
我气不过，就去找劳动部门，他们建议我到法院。法院说受理案子要3到6个月，时间太长，让我找劳动部门。劳动部门负责人立即给工地负责人陈某打电话，说他违反《劳动法》。陈某却诬赖我看工地时偷了铝皮，不给我工钱，可我并没有偷。
5月11日，经劳动部门调解，包工头吴新国向劳动部门承诺5天内给我算清工资。谁知回到工地，吴华把我们宿舍的钥匙要走了，不让我们在工地上住。晚上，我和弟弟身上没钱，可住店一天最少要10块钱，我们就到吴新国家要点生活费。
吴新国一直不开门，住在旁边的苏文才、苏志刚、苏香兰、吴华还有吴新国的老婆过来让我们走。吴华骂我像条狗，用拳头打我的头，还用脚踢我，苏文才、苏志刚也一起打我和弟弟。我当时实在忍受不了，我受够了他们的气，就拿刀连捅了5个人。我当时十分害怕，就跑了，到河边洗干净血迹，就去公安局自首了。
反思尊重民工权益
宁夏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博铭：近年来，国家越来越关注农民和农村问题，农民工也要懂得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权益。但同时，国家要进一步采取措施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各项权利。农民工是城市的建设者，只有切实保护他们的权益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不要让他们流汗后再流泪！
下午见到了我爸，他已经瘦成那样了，见到父亲后我觉得很后悔，当时也是一时冲动。我做了傻事，法律要追究责任。我评价自己是不忠不孝。
说起来我也是坏人，不应该把别人弄死了，我也不想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件事情，对于双方的父母都是伤害。
我也没有多少时间了。我爸说了，很支持记者的采访。你们采访我，文章发出来，可以让更多的人关注我们农民工。领导到下面来，只看表面大楼好着呢，我们在墙上施工，一不小心就摔死了，你知道修大楼多少民工死了？我知道有保护我们农民工的政策，但下面人不执行，我们的权利还是得不到保障。
我的愿望很简单，让我父亲、爷爷、奶奶过得好一点，他们苦了一辈子。我希望周围人都要有一颗善良的心，不要瞧不起我们农民工。我希望人和人之间都很友好，都能够互帮互助。我希望社会能够更多地关注我们农民工。
常看报纸的市民对民工爬塔吊的新闻都“腻”了，纳闷民工对这种讨要工钱的方式怎么就不“腻”呢？
还有偷盗工地设施、夜晚钻窗入室甚至楼道杀人抢劫，报端的文字让人在夜行时遇到民工打扮的人会感到紧张。尽管我们清醒地知道，该痛恨的是犯罪，不是民工。
如果一个民工杀人抢劫，是因为工头拖欠工钱，缺少回家过年的盘缠，我们又该痛恨谁呢？拖欠、克扣农民工的工钱，直接伤害的是农民工，潜在隐患却危及到社会层面。
经常有人问：人的生命价值几何？王斌余的5000元工钱只拿到50元，为此工头付出的代价是4条生命。这里没有人敢做出价值对等的链接。
只是忽略了，对王斌余一样的农民工来说，5000元工钱就是一个人甚至是一家人的口粮。断人家的口粮，不也是谋财害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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